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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的社會功能與歷史意義-專題座談文字摘錄
時間：2008年12月22日19:30 地點：誠品書店敦南店B2視聽室
主持人：張釗維 與談者：廖金鳳、王慰慈、蔡崇隆、楊力州、何紹光
紀錄者：Yvonne Liu
廖金鳳：
我覺得社會和歷史是差不多同一種東西。我自己是念社會學的。歷史如果和社會有什麼不一樣的話，歷史就是過去，沒有人可以掌握。過去的事情和歷史是兩回事。那些過去的事情被我們說出來，被我們寫出來，被我們唱出來，或被我們用紀錄片拍出來，才是歷史。我們為什麼要把過去哪些事情強調，放在我們的研究裡面，放在我們的紀錄片創作裡面？有關歷史，這部份會是很重要的。
紀錄片有什麼特別的是它non-fiction的一個特性，可以說它是很立即的和我們的現實比較直接的發生關係。這是跟劇情片是很不一樣的。在紀錄片的歷史裡面，發展的過程裡面，拍紀錄片的人也給自己這樣的使命，就是他要和外在社會產生比較立即性的關係。我覺得好的紀錄片都給我們一個社會的問題。它有社會性，就是我們存在什麼樣的社會狀態裡面，我們處於什麼樣的社會關係裡面，我們個人在這樣的社會裡面生存有什麼意義。我覺得台灣有一陣子的紀錄片比較個人性，沒有那麼社會性。
王慰慈：
台灣紀錄片最近出現相當多個人題材，但我覺得個人性的東西，如果能架構在社會的大環境裡來呈現會比較好。也就是說，能夠以小觀大。譬如藉由講一家人的生活狀態，但透過這一家人反映整個社會。
到底一部紀錄片的社會功能是什麼呢？有聽見一些人批評男性導演喜歡用比較寬廣的視野來切入紀錄片主題，而認為女性的作品呢，則喜歡把事情講的越來越細，越來越窄化。比如一點小小事情就可以講得很多。我在思考這些女性作者的紀錄片，難道就因為她們選用的題材或說故事的方式細膩化，就會失去紀錄片的社會功能嗎？這幾年女性導演，她們很願意分享她們生命中的這些故事，我覺得的確比男人分享的更加的personal(私人)，比如女性影展去年得獎作品《雲的那端》，紀錄導演異國婚姻下，女兒與父母身處兩個異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環境，僅能使用網路視訊與父親建立情感，小小心靈就面臨了成長焦慮症。這個題材也是很生活化，很細，但是它確能掌握普遍性，以小看大，讓觀眾產生共鳴。
還有，這幾年女性拿起攝影機拍攝自己的故事和自己對話，影像藝術也有療治的功能。她們以攝影機進行彷彿是心靈的改革，這也是紀錄片很成功的扮演了社會功能的例證。我覺得特別是女姓擅長於溝通和表達自我的本性，使她越能夠把她的生命周遭故事分享出來。我現在非常期待女性影像的創作，我也期待未來在台灣能夠看到更多男性紀錄片工作者也能掌握攝影機的社會功能。
蔡崇隆：
我們談到紀錄片的發展，像早期來講， 很多是用自己的生活來作紀錄片，我覺得這其實是自然的發展。以我個人來講，我的片子通常會比較具有社會性，那是因為我個人的成長脈絡。我學過法律，也看過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我自己也報導過，所以我自然對這方面的東西比較有興趣，可能也比較多了解，所以我的片子比較會處理這方面的議題。而且處理的一個很大的動機就是因為基本上大家對社會議題都會認為是比較沈重的，或是遙遠很難理解。對我來講最大的挑戰就是怎樣把比較冷門的，可是我認為是重要的，社會議題影像化。我認為一些重要的社會議題大家不是不關心，而是不了解怎麼回事。不了解是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影像越來越重要，大家沒什麼時間去讀文字的東西，所以紀錄片就是一個比較折衷的東西，相對於報紙。
個人性的東西也有它的價值，就看它怎麼處理。所以對我來講，大歷史和小歷史都很重要。其實我自己也會想要在片子裡保持我個人的身份，觀眾也比較能判斷你在從什麼角度說這個故事。
我還要談的是不管它是甚麼樣的紀錄片，它是好片子就是好片子，重點在個人性還是社會性其實沒有那麼重要。我比較擔心的是這幾年在台灣的影展，徵件和競賽非常多，而且很多其實是公部門在辦。那他們在辦這些東西的時候心態是什麼？
紀錄片剛開始是很保守的，80年到現在才變成比較大的力量，那政府看到這個風潮就來利用這個東西。但是他們作的東西沒有辦法吸引人，所以現在反而是用來包裝自己，那這樣紀錄片的進步就會被降低了。這是我們需要留意的。
楊力州：
現在年輕的創作者所關注的可能是未來，不一定只是過去的歷史。我發現很多紀錄片開始關注自己。再加上攝影器材越來越簡化和廉價，就會讓創作的普及度越來越高。那這樣會不會降低紀錄片製作的品質？其實我並沒有那麼悲觀，因為我覺得它們自然會產生不同的脈絡和系統。我認為大量且方便的視覺影像和年輕人關注自己還有周遭朋友發生什麼事，將會有助於剛才提到的全民紀錄片風潮的產生。
我這幾年製作紀錄片有一個很明顯的方向。如果紀錄片要有力量，要有影響力，就需要被很多人看到。其實我很樂觀，我覺得台灣可能成為一個紀錄片很有發展空間的一個國度。
再提到社會性的部份，我更在乎的是紀錄片如何被大量的傳播和展現，因為我不希望紀錄片是一個只有五個人關著門在那裡自己爽的，我會比較正向的看待更多的影展或發表機會。
何紹光：
我是個策展人。我的希望就是我的導演的作品能夠引起大家的願望。假如一部紀錄片能夠產生在座人互相握手的情況，那就是社會共鳴。我在工作當中非常注意人與人的關係，還有每個製作人拍這部片子是要給誰看，他如何創造這種關係。其實我覺得給一個人看也可以，如果這個人對這件事情是有幫助的。可是一定要知道給誰看。
有了這個社會共鳴，我覺得歷史意義就可能會產生。但是誰來推動這個握手呢？應該是紀錄片。
主持人： 紀錄片如何被公共化？它的內容如何成為一個可以被公共討論的？
廖金鳳：
我覺得電影工作者或資金者要自己提議一個議題，然後把一群紀錄片都可以納入這個議題裡面討論，這個討論就可以有一個焦點，也跟社會比較有間接互動的情況。管道還是影展。另外就是對象，要發揮社會功能的話，社會的年輕人接受和參與討論的情況更積極一點。
王慰慈：
當社會議題被影像公共化，可以拿來作討論和作比較，看看各國不同之現象，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紀錄片的內容如何被公共化，有在於對議題的掌握、詮釋、找尋很棒的拍攝對象、甚至是片子完成後如何行銷推廣，和社會亮相，成為有說服力的利器，這是很重要的過程和需要策略性的運作。比如近期內比較耳熟能知的影片像「無米樂」、「翻滾吧，男孩！」，這些影片的議題因著影片的成功，有效的被公共化，被探討，被關心，這對整個紀錄片的生態，觀眾群的培養，甚至導演們之間互相的觀摩學習，都有很大的幫助，只是我很懷疑現在影展經費那麼難爭取，到底一個大型影展在這方面產生的影響力會有多少？
蔡崇隆：
現在紀錄片的推廣方式都應該要有部落格和電視播映。但是我還是覺得巡迴是比較重要，因為來看的人，不管人多人少，都是特別有意思要來看的。對我個人來講，參加影展也沒有那麼有什麼，因為我到最後覺得你會不會入圍或得奬，看評審名單就知道了，都有一定的背景或品味。我希望我的紀錄片能夠成為一個社會運動的素材，或是個能燃燒的柴火，不只是一個做起來裝飾的東西。
楊力州：
我覺得我自己的作品是像藥的糖衣。
我很久沒跟公共電視台合作了，也不清楚收視率如何測的，所以根本不知道產生多大的效率。怎麼展演才是對我很重要的事情。在面對更多的觀眾，我該怎麼讓我的紀錄片產生一個比例上的調整，就像糖衣。
何紹光：
我還是喜歡互動。
觀眾：
請蔡導演不要排斥電視播映，因為還是很多人需要。請問楊導演，什麼是劇情式的紀錄片？你有什麼看法？
蔡崇隆：
我不可能不在電視上播，可是缺點是可能會影響完整性，一定要剪到55分鐘。
楊力州：
我記得老師說紀錄片就是真實的事物做有創意的組合（約翰葛里遜）。這裡面有三個訊息，就是真實的事物也就是攝影機紀錄到的，創意是有導演的觀點，組合有了戲劇性的成份。我覺得說故事的方式應該可以更自由的展現出來，我是學美術的。紀錄片的定義我覺得應該是不停地被轉動的。
觀眾：
你們如何對紀錄片的客觀性作評論？問導演，當你們去拍片的時候，是否帶著觀點去拍攝？
廖金鳳：
其實一定有個觀點，然後我自己覺得這個片的工作者要給觀眾的也會期望，一個比較啓發式的觀點，就是讓觀點夾在觀眾裡面，給它多面向的討論。所以沒有客觀的。
王慰慈：
這其實要看是甚麼類型的紀錄片。如果你的問題是放在一個專題紀錄片，我覺得導演的觀點是一定要存在的，但它可以保持一個主題有一不同方面的論述。如果是一般人文紀錄片，個人紀錄片，不可能可以展現出絕對的客觀，一定都是主觀將自己的想法呈現出來。這和深度報導，講求平衡報導，講求實事論是不一樣的。在紀錄片當中是很強調作者是要有觀點的。
蔡崇隆：
所謂的創造性處理就有主觀的成份在，不然你沒有主觀你怎麼去創造。我個人認為很多人把紀錄片跟新聞想在一起。新聞的確要有一定的客觀性，因為我們在做新聞的時候，做的時間總是有限的。那你在有限的時間裡做一個題目，你本來就了解有限，所以不維持一定的客觀性是不行的。可是今天你如果用心去做一個紀錄片，表示你真的有充分的時間了解一個議題或人物或故事。那你了解以後，一定有自己的想法了。所以不要怕不客觀。
我覺得要擔心的是主觀有沒有說服力，底下有沒有影像的證據，就是你在論述上呈現你的觀點，那你影像要配合才行。有意義的批評不是批評我的主觀，而是我的根據有沒有問題。
楊力州：
舉例Michael Moore拍 《華氏911》，他就是要影響美國總統大選。
觀眾：
不同時代的人看待事情的觀點會不一樣。那這在歷史性和社會性上有什麼樣的連接？
廖金鳳：
如果用紀錄片的傳統來說，紀錄片到現在的影像創作裡面，它的價值是有社會性的。要社會革命的那種片子不多了。當我們都能拍紀錄片的時候，那就要有美術和創意的東西。
王慰慈：
我想對每不同之主題，每一個創作者站在不同時代和歷史的觀點，當然會產生不同之詮釋和觀點，創作者需要對拍攝主題有認知、有足夠的掌握能力，有人文素養，對社會有強烈的理想信念等等，擁有這些基本身為紀錄片人應有專業素養和精神，以此為基礎點，我相信一個好的紀錄片是可以連接社會性和歷史性的要求，提出其個人不同的觀點。再來，就是身為一個創作者就是要考慮用什麼樣的美學方式作為影片的風格和技巧，將自己想要說的話，很流暢的表達出來。一個好的紀錄片很重要的另一個社會功能，就是透過影片將一個人生的態度和價值觀呈現出來。掌握這些基本製作紀錄片的態度和倫理都是必須關切的。
蔡崇隆：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讓年輕人自己的想法有出口。很多紀錄片背後也作了嚴肅的訪談和research，只是沒有放進去，你沒有看到而已。
觀眾：
問蔡導演，偷拍的界限在哪裡？問兩位導演，如何挑動大眾？有沒有sensationalism的界限？問王老師，紀錄片是不是菁英化？為什麼紀錄片不能進入主流媒體裡面？
蔡崇隆：
我偷拍的人都是因為他們不讓我訪問。拒絕也是一種回答。看對象是誰。如果偷拍的是權力者，你的前提是公共利益，這種方式就可以。偷拍是要願意付出代價的。如果公共利益的前提被法官推翻，你還是會犯罪的。
對無權力者，不須要用偷拍的方式。他們有什麼好挑戰的？他們不讓你拍就不要拍了。
楊力州：
情感強度的展現跟創作者的性格是有關係的，像我自己就是很容易被感動的，容易會把情緒放進去。
王慰慈：
我期待女性影展和紀錄片有更廣泛的觀眾群。我覺得紀錄片有很多共同的語言，記錄我們一些很熟悉的生活故事。並沒有刻意的要菁英化，我想作者也不是特別為某一些人來拍，只是播放的一個形式和包裝，整個的推廣可能會造成這樣，可是其實不需要。
廖金鳳：
在台灣電視應該就是最強勢的媒體，完全是市場經濟，不需要太知識性。在連新聞都娛樂化的狀況之下，紀錄片比較有挑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