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奧尼的中國 (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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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安東尼奧尼的中國 (下-2)

發表 由 moviehours 于 2009-03-28, 6:00 pm

1964年安東尼奧尼的作品《紅色沙漠》在威尼斯影展獲得金獅獎的殊榮,他發表得獎感言時說道:「我拍攝每一部電影都是一場抗爭」,他絕對沒料想到這句話竟在十年後一語成讖。這一部影片與世界目光接觸的開始,也是安東尼奧尼噩夢的開始,1973年這部原始長度近四小時的影片,被剪輯成二小時的版本,在美國廣播公司 (ABC) 的頻道上播映,引起全美的注意,還被評為當年在美國公映的「十大紀錄片」之一。1974年威尼斯藝術雙年展播放這部影片,卻遭到意外的政治打壓,一群對中國友好、崇拜毛澤東的週邊組織抗議,迫使這部電影的首映不得不更換場地。安東尼奧尼本人也明白整個事件的前因後果,他在紀錄片《改寫電影歷史的慧眼》(The eye that changed cinema) 中提到:「我在中國的體驗有兩個面向,一方面是完全正面的,就是我所說到的關於這個國家 ─ 中國人保有的社會主義概念,是世界上其它地方所沒有的,他們對於社會的歸屬感和為社會而勞動的概念,是我們聞所未聞的。我們西方的妄自尊大和等級森嚴的階級制度,使我們看不到自己國家以外的世界,在中國人們對世事的態度更開放而坦率。而我對中國的消極體驗是,現在回想起,那一年我對中國的迷戀,已經成為過去了,只有部份人知道我拍攝這部紀錄片是得到中國政府批准的,中國大使館的官員都曾看過本片,我當時覺得非常高興,當然他們對於本片的評價有點矯揉造作,言詞有點語無倫次,竟將我與孔夫子和貝多芬相比,我個人認為這簡直太荒謬了,我認為這部影片與其說是紀錄片,不如說是周恩來認可的一部影片,很明顯周恩來與江青之間是存在著矛盾。」這段話點明了問題的核心,其實是中國的政治內鬥的延續。1973年,暮年的毛澤東,健康狀況開始惡化,四人幫為了「後毛時代」的權力佈局,原本在權力核心不動如山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也成了要批判鬥爭的對像。「青山本不老,為雪白頭」,安東尼奧尼「以人為本」的拍攝的內容被借題發揮,四人幫大肆評擊安東尼奧尼的居心險惡,專拍中國的陰暗面,並進一步攻擊批准這項拍攝計劃的周恩來。1974年一月三十日,中共官方的《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題目為《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指安東尼奧尼是「受蘇聯修正主義和美國帝國主義雇傭,以及引起八億人民憎恨的法西斯主義反動藝術家」,並展開了對《中國》持續近一年的批判。在「民族主義」與「民族自尊」高掛的中國社會,加上政治操作的推波助瀾,僅1974年二月和三月間發表的部分文章就結集了一本二百頁的專書,書名為《中國人民不可侮 — 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中國》文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74年六月出版,該書輯錄文章四十三篇,作者來自全國各地,其中很多都是出自拍攝過的地方的共產黨員與幹部。《人民日報》的批判文章登出之後,安東尼奧尼曾發表新聞稿聲明:「我們面對一個相當暴力和不太明確的攻擊,也許在這一切的下面是一種極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我眼中溫馨和感人的東西,在他們看來則不夠尊重和革命。也或許是在協助我工作,並讚揚我工作結果的那些寬宏大量的人士後,有一群不會容忍和極其強硬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我的紀錄片就是一個權力結構內部爭權奪利的藉口。」安東尼奧尼原是抱著很大的情感與期待到中國拍片的,但他向來反對任何意識形態的東西在他的作品中出現,所以他產出的《中國》對共產主義沒有任何正面的宣傳價值,反而變成了抹黑中國的反華影片,這樣的結果對他而言是一個創作的意外,之後的五年他幾乎沒有作品,《中國》事件似乎讓安東尼奧尼創作的繆思遭受打擊。

「六朝舊事隨水流,但寒煙、衰草凝綠」,文化大革命這場文明浩劫隨著1976年毛澤東病逝,四人幫倒台而結束。安東尼奧尼的《中國》也在鄧小平復出後,隨著劉少奇、彭德懷與賀龍等一群被鬥死的「共和國開國元勳」獲得平反,跟著重新被歷史定位,《中國》終究能在不斷變換立場的中國解禁而重見天日。中國新一代的電影人評論《中國》是「呈現出一個偉大的影像思想者對陌生領域的影像直覺,對陌生空間中的人的直覺」,這算是中國知識份子以「當代的良知」對「過去的無知」的一種折衝,保守地對安東尼奧尼與其《中國》含蓄的肯定。總而言之,《中國》以「不正確」的角度看到「真實」的中國,讓中國官方情何以堪,安東尼奧尼忽視當時中國的主流歌功頌德、讚揚革命的宣傳方式,太誠實的記錄中國,但影片中的純真的面孔,才真正的反映出中國人逆來順受、樂天知命與擁有強韌生命力的民族性。「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二十一世紀的觀眾重新欣賞大師的「先知」之作時,撫昔追今,對《中國》意外引發的風風雨雨更是感觸良多。《中國》與批判它的四十三篇文章,共同呈現了那個時代特殊氛圍的中國國情,所以《中國》在藝術的價值外更有不可取代的歷史地位。2004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國觀眾以人民幣三百元的黃牛票價,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安東尼奧尼回顧影展」中以「學術播映」的名義,第一次欣賞到足本近四小時彩色版的《中國》;台灣的觀眾則在2007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台北的國家電影資料館播放的《中國》的一小時精簡版 (早期國民黨政府做為反共教材的黑白版本),再度一窺在「反共抗俄」時代所要拯救身處「水深火熱之中的大陸同胞」影像。當年《中國》在中國北京放映時,九十多歲已中風不能言語的安東尼奧尼無法親臨現場,他寫了一封祝賀的信函表示:「當年知道《中國》無法在中國公映,內心感到十分痛苦,經過了漫長的等待,《中國》終於來到中國。這展現了中國的開放和巨大的變化,令我徹底安心,我希望此電影能儘快在全中國與觀眾見面。」雖然《中國》讓安東尼奧尼經過了幾年的低潮,但他對中國仍存有非常深厚的情感,「春欲暮,思無窮,舊歡如夢中」,中國與《中國》就像他的初戀情人,是他一輩子的愛慕,《中國》在他暮年能重新在中國面世,對他來說就像在「塵滿面,鬢如霜」時與「不思量,自難忘」的初戀情人重逢,但已是「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在播映前夕他在義大利接受中國記者的採訪時,他就一度情緒失控而嚎啕大哭起來,這樣的情感流露,讓人感受到《中國》能在中國公開播映,讓中國人民能夠欣賞到它,已一償他人生晚晴時的最後宿願了。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安東尼奧尼於2007年七月三十日辭世於羅馬,享年九十四歲,與另一位偉大的瑞典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同時結束了他們一生輝煌的電影旅程。當年負責安排安東尼奧尼訪問事宜的中國駐義大利使館官員羅晉標在2006年接受電視訪問談這段往事時,主持人問他如果有機會再見到安東尼奧尼,最想對他的話是甚麼? 羅晉標哽咽的說出「對不起」三個字,這個遲來的道歉,代表意識形態掛帥的中國,終於懂得反省,也還給安東尼奧尼一個遲來的正義。「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安東尼奧尼的《中國》記錄了上一個世紀的中國,影片中落後的中國早已是昨日黃花,現代的中國號稱和平崛起,已非昔日的吳下阿蒙,已擠身世界強權的舞台。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走到2008年北京奧運的復興之路,就如李敖在北京清華大學的演講中提到:「(以前的) 中國面臨兩個問題,就是如何避免挨打和挨餓。如何避免挨打?經過這麼多年下來,最後香港也收回了,現在沒有人敢打我們中國了,我在這裏公開和大家說,只有一個黨能夠做到這個現象,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二十一世紀的2008年,中國擁有「神州七號」與「三鹿牌毒奶」這兩極化的世界紀錄,這一個集權卻複雜多元、穩定卻瞬息萬變的國家,有人說它已超越漢唐盛世,歷史也無法預測它對世界舉足輕重的下一步。「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百年巨變一瞬,誰能是這個世紀的先知,再度追尋安東尼奧尼的腳步,為世界留下當代中國的紀錄,也給台灣在這場世紀變局中一個面對存亡挑戰的啟示。

註: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何榮宗發表於2001年3月12日香港
明報,節錄如下以介紹「滾地龍」的由來
蕃瓜弄是上海歷史上最著名的政治教育基地。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是一個最革命、最能彰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地方。一位老居民憶述:「當時文革,來『蕃瓜弄』的人很多,學生啦,紅衛兵、工人……他們是剛進單位,單位叫他來的……都來這裡接受政治教育……我們那時在後面還有十八間『滾地龍』(舊上海窮人居住的草棚)給人參觀,這叫『憶苦思甜』呀!」另一位十幾歲的居民說:「那時一星期中三、五天就有學生來,當時一聽到有人來我們就趕快把門關上,你知以前的學生很多是外面來的,(借)用(我們的)廁所時弄得嘩啦亂七八糟!」但這位居民對於一大群學生坐在地上接受老居民教育的情景還是記憶猶新。他說:「老居民當時講的話,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很有道理的。其中一位老人當時創作了一些說話,我到現在也很有印象。他說:『外面下大雨,裡面(滾地龍)下小雨;外面不下雨,裡面滴滴答。』」蕃瓜弄究竟是個怎樣的地方?宣傳冊子開首就寫著:「蕃瓜弄原是舊上海有名的貧民窟,飢寒交迫的勞苦大眾,就居住在用蘆席搭成的三千八百餘間『滾地窿(龍)』內,飽嘗著舊社會的辛酸苦辣,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一九四七年秋,境內『蕃瓜弄』產有一特大南瓜(亦稱蕃瓜),藤蔓卷曲似龍鬚,果面瘤狀像龍眼,人稱『蕃瓜龍』,視為吉祥物,遂以其諧音,稱該地為『蕃瓜弄』,其名沿用至今。」
通過一條普遍的問題就能知道半個世紀前蕃瓜莽居民生活的苦況:貧窮、飢餓、疾病、愚昧、迷信、惡霸橫行、衛生環境惡劣……一幕幕像煞是老舍筆下的《龍須溝》!從六三年底開始,政府著手重建蕃瓜弄,逐步把原來的「滾地龍」和草房拆掉,改建成五層樓、有自來水、抽水馬桶、電、煤氣的工人新村。蕃瓜弄由一塊沒有醫院、沒學校、沒綠化、處處水溝、臭氣薰天的潮濕荒地變成自成一角的文明小區。「當時,這裡的土地比較肥沃,一些糞便沒有什麼處理,沒有處理,土地就肥沃。當時舊社會,這裡住的都是勞工人民,有騎三輪車的、拉黃包車的、在車站的做搬運工的,一般人民生活都很苦,沒有什麼東西吃了,就在地上種瓜,後來種出來的瓜就特別大,長形的,形狀像一條龍,居民就稱之為『蕃瓜龍』,後來就蕃瓜龍、 蕃瓜弄的叫慣了,就成了現在的蕃瓜弄。」
原來的老居民若果被評為「成分好」 的(即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連同其他在單位中「表現先進」的工人和幹部都可以住到那些「連做夢都不敢想」的房子。一位蕃瓜弄第二代的居民說:「我爸爸(一九六四年剛搬進來時)激動地說:『我們現在住的房子是以前做大老闆住的,我們現在真是可「當家作主」了!』」另一位現年八十九歲的老居民更哽咽地說:「如果毛主席可以早點來就好了……(哽咽)」。就這樣,蕃瓜弄便負起了共產黨思想教育的歷史使命。它開始接待外國賓客,其中有來自美國、日本、法國、新加坡、聯合國等地。據宣傳冊子上說,蕃瓜弄「歷年來接待來自五大洲六十九個國家和三個地區共六百二十九批,多層次的賓客七千三百五十八人……(讓)他們看到蕃瓜弄居民生活的今昔大變化,盛讚社會主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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